甲申之变(1644年明朝灭亡的事件)

甲申之变（英文名：Battle of Beijing），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南明首都北京，明朝灭亡，随后清军入关。该年为农历甲申年，故称“甲申之变”。

万历十年（1582年）之后，张居正改革气象荡然无存，明朝的历史进入最后时段，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到崇祯登基时，农民起义已在陕北地区爆发，东北地区的女真（后金）势力壮大，形成了对明朝的双重打击。天启七年（1627年），澄城县农民发动起义，攻破县城，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陕西省各地出现的起义烈火，很快燃遍陕西全境，并蔓延到甘肃东部、山西省西部，大大小小的几十支队伍，人数达到几十万之众。这一时期，安塞区高迎祥、延安市张献忠、米脂县李自成等纷纷揭竿而起，成为起义军的将领。1644年初，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东征北京，突破宁武关，攻克太原市、大同市、宣府等地，明朝官员纷纷投降。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军队攻入紫禁城，崇祯在万岁山自缢身亡，明朝正式灭亡。仅过了40天，清朝军队南下，迅速摧毁了李自成的大顺和江南明朝的残余势力。

甲申之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结束了明朝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开启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明清易代，政权更迭，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

历史背景

募兵征剿

崇祯末年，面对日益壮大、不断逼近北京城的农民军，崇祯皇帝选将派兵征剿，却根本不能扭转局面。募兵征剿之所以不能有效缓解甲申之变的危机，这与当时北方的动乱局势密不可分。崇祯末年，北方广大地区接连遭遇灾荒，加之清军数次入关劫掠，朝廷各种赋税不断增加，以致民生凋敝，驿站中断，地方官缺员严重，官府全无税收，无法提供军饷，甚至官吏的俸禄也难以保障，实际上社会已经处于一种失控状态。在这种失控的局面下，军队不能得到朝廷的兵饷和有效的补给，结果成为危害地方的重要因素。许多城镇都把朝廷军队拒之门外，他们害怕这伙乌合之众甚于农民军。"李建泰发真定，行至广宗，士绅守城不纳，攻三日破之，杀乡绅王佐，笞知县张洪基。"在大多数贫苦农民看来，与其被活活饿死，还不如揭竿而起。于是"穷民苦赋役者，相率归之（李自成）"。实际上朝中也大都明白这一事实，无人怀疑李自成手下聚集着大批的自发追随者。

正所谓"岁饥民困，赋役繁兴，其求赤子不为盗贼者几希矣"。老百姓朝不饱食，而绝大多数地主士绅却把粮食囤积起来，高价售卖，更激起贫苦农民对社会乃至朝廷的不满。这一点也正被起义军所利用。李自成在大军到达之前，先派大批商人和间谍前往宣传：起义军不杀百姓，不抢财物，不辱妇女，买卖公平，他们将没收富人的财产分给穷人。甚至李自成还曾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在农民军中分配明朝官员的地产。于是百姓们在大顺军到来之前唱着这样的民俗音乐:"吃他娘，穿他娘，大家开门纳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此种基层社会情形，甬东处士万斯同有诗叹之云:"闯王来，城门开，闯王不来，谁将衣食与吾？"面对这种公开的反叛，地方官束手无策，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不得已只有投降农民军。

北方的社会秩序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了。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十一月潼关县告变时，朝廷命余应桂前去统辖陕西省明军时，他竟然在皇上面前哭出声来，并断言:"不益饷，臣虽去无益。"事实也正是如此，余应桂试图阻挡李自成渡黄河进入山西省，但无济于事。临近春节时，农民军渡过黄河，进而席卷了山西，突破了拱卫京师的第一道防线。崇祯帝大怒，将兵部尚书张国维革职下狱。崇祯十七年正月，崇祯帝委派大学士李建泰在京城征募一只军队，征剿进入其家乡山西的农民军，但招募来的大多是地痞、无赖和市井游闲，根本不听号令，"建泰甫出都，师次涿州市，营兵逃归者三千人"。这样的散兵游勇根本无法阻挡农民军。三月，李建泰所率的朝廷军队遭遇农民军，结果一触即溃。

募兵征剿农民军，在当时局势下根本不能有效遏制农民军的攻势，更不用说稳定地方局势，而且这一选择同时也是以放弃南迁等措施为代价的。崇祯的这种历史选择是保守的，错误的，也是徒劳的。

鼓励创建地方军

要稳定地方社会，比较现实可行的措施就是充分发动地方士绅力量，鼓励士绅创建民团，配合朝廷剿灭大股起义军，最终来稳定整个北方社会。崇祯十六年十二月，鉴于北方失控局面，大学士黄景昉奏书中提到:"乡绅士民，宜令纠集壮丁，各建恢复故土之策，如有功效，一体叙推...不然中原底定何日之有？"鼓励地方士绅组建民团，固然可以有效遏制起义军，但弊端也很明显，民团一旦控制不当，日后难以节制，会极大地削弱中央集权。有鉴于此，崇祯对此建议反应冷淡。直至崇祯十七年三月，农民军逼近北京城，崇祯帝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同意召集乡兵，并布告天下:"各路官兵，凡忠勇之士，倡义之王，有志封拜者，水陆并进。"但为时已晚，这已经是明朝灭亡前毫无顾忌的最后挣扎了。

鼓励地方士绅创建民团，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是从根本上遏制和铲除盗匪与农民军的最佳方法，明朝大臣亦有此认识。两百年后，清朝的湘军、淮军成功地抵御了太平军，也充分说明这一措施的可行性。崇祯末年明朝军力弱，崇祯既无力稳定地方局势，又不敢鼓励士绅组建民团，面对农民军潮水般的进攻，明朝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召回边防戍军

甲申之年，当京师日益受到农民军的威胁时，召回边防戍军也是保卫京师、遏制农民军的一种非常可行的办法。正当农民军渡过黄河，席卷山西省时，朝中官员已感京城危险。崇祯十七年正月初六，"吏科给事中吴麟徵请弃山海关区外宁远、前屯二城，徙吴三桂入关，屯宿近郊以卫京师"。当时"宁孤悬二百里外（山海关外）,三面皆绝域，守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恐，则撤兵归守关门，挑选秦军西行遏寇，亦救乱之一策"。对于此种局势，崇祯十分清楚，但他却让大学士陈演等人议论。所谓议论就是让他们提出具体意见并票拟，最后经皇帝认可批准。但是，陈演知道此时他负责撤兵宁远县，事后若有不妥，必须承担弃地的责任，于是陈演则坚持:"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结果，"廷臣皆以弃地非策，不敢主其议",调兵入关之议就此搁置。后人评论:"至末年（崇祯末年）,寇躏中原，明督大溃陷想望，而关外所存止于一城，缓危轻重，大异昔日（崇祯初年，关内太平）,而庸臣胶柱之见，尤不知释疆场之忧，救堂奥之急，卒至强寇压境。"直到三月初，李建泰来报，朝廷军队溃败，农民军已经占领山西省全境，甚至推进到北京郊区。崇祯此时才下令吴三桂率部入援京师，吴三桂徙宁远兵众及家属约五十万，日行数十里，三月十六日入关，二十日至丰润时，北京已被攻破。

我们必须承认，吴三桂的边防戍军战斗力极强，无论是后来的山海关之战，还是北京近郊、望都、正定县追逐李自成之战中，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崇祯帝作为明王朝最高决策者，在调兵入卫京师的问题上，企图将"弃地撤兵"的责任归于内阁大臣，以致错失了保卫京师的历史机会。他必须对此事负主要责任。

南迁之议

迁都南京可能是明王朝避免灭顶之灾的又一个现实可行的措施。因为当时江淮南部地区和江南地区以及更南的广大地区受到农民军的冲击较轻，这些地区社会相对稳定，没有像陕西省、河南省、山西省等广大北方地区一样基层社会失去控制。假若崇祯能及时迁都南京，至少可以在淮河和长江沿岸建立两道防御农民军和清军的防线，而且江南地区富庶，是明王朝赋税的主要来源地。暂时甩掉动乱的北方和山海关防线两大沉重的"包袱",对于孱弱不能自拔的明王朝来讲是短时间内最为治本最为有效的措施。

首先提出南迁建议的是南方籍官员和南京官员。史可法和姜曰广早在崇祯十六年冬就在奏折中提到了这一计划，但皇帝并没有采纳。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三局势已经相当严重了，皇上召见李明睿、总宪李邦华及原九江军府总督吕大器议事。当问到今后的策略时，李明睿的回答相当坦率，甚至提到北方失利时也无所顾忌。他说李自成的军队已经逼近京城，"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只有南迁一策，可缓目前之急"。崇祯大惊，又:"此事重，未可易言。"崇祯帝的惊讶并非因为自己没有考虑过南迁，而是在于有人大胆地提出这一建议。崇祯帝没有对这段涉及道义责任的议论大发雷霆，反而确认四周无人偷听后问道:"此事我已久欲行，因无人赞襄，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但外边诸臣不从，奈何？此事重大，尔且密之，切不可轻泄，泄则罪坐汝。"李明睿进一步提出南迁路线和方法，并又斗胆指出，如果皇上仍在京城厮守尊位，则明朝必亡。崇祯帝颇为其言所动，不无疑虑地说:"知道了！"但南迁之议随即被搁置，因为朝臣和皇上更倾向于在京师征募组建一只军队去山西省剿灭农民军。于是山西籍大学士李建泰充当了这一角色。

崇祯十七年二月，太原市落陷之前，随着局势的恶化，崇祯再次命令群臣献策。对南迁之议，朝中大臣明显分为南迁派和留守派。南迁派大多是南京人，以李明睿和李邦华为首。他们认为南方勤王力量最为强大，迁都南京后，又可以沿长江天险建立第二道防线，且南方有稳定和巨大的财税来源。留守派大多是北方人，以魏藻德为代表。他们反对南迁表面原因一是北京作为首都，是人心所在，一旦南迁，全国人心动摇，自此北方将难以收拾；二是北京是大明宗祠所在，岂可舍弃祖宗陵寝，独自南奔。但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一是南下之后北方籍官员很有可能被排挤到地域党争激烈的中央政治之外；二是一旦南迁，他们在北方的田产、房产，会很快丧失。因此，北方籍官员极力反对南迁，南迁之议在此次廷议中落空。

太原落陷之后，皇帝再次召集六部、督察院和翰林院群臣议事献策。在此次廷议中，南迁派大臣提出了一项折衷方案。李邦华呈上密折，建议派太子南下，以防不测，而皇帝与北方籍官员留守北京。作为计划的一部分，陈子龙和祁彪还提出让太子掌管江南防务，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为副帅。由于农民军逼近北京，加上南方籍官员的游说，大多数人都转而支持南迁，南迁派和留守派最终达成一个折衷的协议：太子南下，皇帝留守。但两派的折衷是以牺牲崇祯为代价的，在这次博弈选择中，皇帝无意中成为两派统一立场的一个砝码被转移出去了。皇帝别无办法，面对公开的廷议有苦难言，只得堂而皇之地宣称:"国君死社稷，恒理也。"但悲凉的气氛之上又怨愤地加了一句:"言迁者欲使朕抱头鼠窜耶？"皇帝表露出的这种不快，很快使留守派中的强硬分子抓住了时机，以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为首的大臣立刻愤怒地批评李邦华，并指责李明睿为这些"邪说"的幕后支持者。结果在场的27位大臣竟然有19位表示放弃南迁主张。这两派都没有完全迎合上的心思，双方都招致了皇上的愤怒。他一面说"光时亨阻朕南行",一面又指责李明睿结党欺君。结果皇上和太子都不南下，朝臣又在争论着是否以舍弃东北地区边防为代价召回戍军。最后大家达成一致意见，暂时静观李建泰的军队战况。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三，李建泰报告战败并上书请驾南迁，并表示"愿奉太子先行"。紧急时刻，朝堂再提南迁，光时亨再次于朝堂之上质问到:"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李亨灵武故事乎？"所有争论就此终止，因为大家都明白任何尝试都会被曲解为不忠。而"皇上愤怒斥责:'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遂拂袖起"。

崇祯没有能及时果断决定南迁，以致后人对这位力求中兴的君主后期的消极行为大为不解。吴伟业这样分析崇祯帝的复杂心态:"上意非不欲南（迁）,自惭播越，恐遗恨于万世，将俟举国请而后许。吴伟业道出了崇祯帝的心思，"想举朝请驾南迁而后行",但是显然相当一部分北方籍的内阁大臣无意南下。这也说明了崇祯帝在历史选择面前不敢承担历史责任，缺乏一个帝王应有的魄力。南迁最终没有付诸行动，乃至于不少遗老遗少深为惋惜。计六奇感慨到:"当（李）自成逾秦人晋，势如破竹，唯南迁一策，或可稍延岁月....."应该说，崇祯果能及时率众南迁，把北方暂时留给农民军和清军去争夺，至少明朝可以在南方维持一个长时间的偏安局面。

谈判讲和

北京城被围之际，历史还给了崇祯帝一个机会。在居庸关外投降了李自成的杜勋被派来与崇祯帝谈判。李自成提出这样的谈判条件：议割西北一带分国为王，并犒赏军银百万两，此后可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劲兵帮助守卫辽东，但不奉朝觐。崇祯帝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尤不能审时度势，却自欺欺人地让杜勋出城向李自成回话:"朕定计，另有旨。"由此可见崇祯迂腐之极。

回顾一下李自成的发展历程，崇祯十六年上半年，困于湖北，十月攻入潼关县；十七年正月建国"西安市",同年举兵明成祖北伐，至三月十七日，围困北京。短短的一年之内，他从流窜一隅的"匪寇"成为问鼎京师的"君王"。就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惊喜之余，他必然清醒地认识到，他立足未稳，根基不固，不足以君临天下，驾驭群雄。此时，明王朝各地戍军、地方部队、宗室乃至起义军大有想一争天下之人，如果他在北京城取崇祯帝而代之，必然成为众矢之的。李自成选择与明朝分疆裂土。

当时情形下，谈判讲和已经是惟一的选择了。如果崇祯能答应李自成的要求，或者说用和谈暂时拖住农民军攻城，等待吴三桂的精锐军队和各地的勤王力量来解围，那至少可以暂时解决北京之围。但是崇祯帝并没有给予回应，崇祯帝就是在关键时刻，既不采取补救措施，又不能想出更好的解救办法。这是他的一贯表现。

甲申之变前，明朝尚有许多自救机会，南迁和召回边防军最为现实可行。明王朝的最终灭亡，与崇祯帝在历史选择面前缺乏主观能动性有很大关系。正如陈生玺先生所讲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历史人物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作用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历史机遇对于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去选择。所谓选择，就是对客观形势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从而不失时机地采取正确的决策和行动。决策得好，就可以转危为安；决策错误，便在历史洪流中任由他人摆布，最终免不了失败。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政变过程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崇祯吊死于煤山。不久，大顺在北京存在40天后，吴三桂引清军入关。该年为农历甲申年，故称“甲申之变”。明清易代，政权更迭，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万历十年（1582）之后，张居正改革气象荡然无存，明朝的历史进入最后时段。在万历（朱翊钧）、泰昌（赵惇）、天启（朱由校）的半个世纪里，各种矛盾日趋激化，到崇祯皇帝登基时，农民起义已在陕北地区爆发，东北地区的女真（后金）势力迅速壮大，形成了对明朝的双重打击。天启七年（1627），澄城县农民发动起义，攻破县城，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在陕西省各地出现的起义烈火，很快燃遍陕西全境，并蔓延到甘肃省东部、山西省西部，大大小小的几十支队伍，人数达到几十万之众。这一时期，安塞区高迎祥、延安市张献忠、米脂县李自成等纷纷揭竿而起，成为起义军的将领。

兵变起义

李自成早年生活极其贫困，年长后“充银川市驿卒”。崇祯二年，明朝裁减驿站经费，作为驿站马夫的李自成因此失去了生活的依靠。崇祯三年，张献忠参加了王嘉胤的队伍，自称“八大王”。起义之初，陕西起义军曾惨遭镇压，部分武装突围进入山西，与山西起义军会合、呼应，山西成为起义军的活动中心。六年冬，起义军兵分三路，南渡黄河，突入渑池县，进入中原起义军的足迹很快遍及河南西部各县，又蔓延至邻境的湖广和四川省等。八年到十年，起义继续高涨，李自成等部活跃于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张献忠、革左五营、罗汝才等大部分起义军则驰骋于河南、湖广、安徽等广大地区。十年三月，明廷起用杨鹤之子、原宣大总督杨嗣昌为兵部尚书，并命熊文灿总理直隶、山西省、陕西、四川、湖广5省军务，调集12万兵力围剿。张献忠、李自成等部都陷入低谷。

虽然起义军暂时被镇压，但社会矛盾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趋恶化。十二年、十三年，山东省、河南省、河北省等地连续发生旱灾和蝗灾等，华北赤地千里，流移载道。加之“三饷”加派使国内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把广大农民逼入绝境。黄河南北，不少饥民又揭竿而起，反抗的潮流再一次汇聚。十四年，李自成、张献忠起义军相继攻克洛阳市和襄阳市，明廷围剿计划遂破产。十四年初到十五年九月，李自成3次围攻开封市，歼敌10余万，逐步控制河南全境。农民军还开始往河南各地派出官员，以期建立长期、稳定的统治。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率40万大军由南阳市进入湖北，并于次年正月初一攻克了承天府（今钟祥市），将承天府改为扬武府，并改襄阳为襄京，建立政权。十七年元旦，李自成改西安市为唐长安城，建国大顺，年号永昌，制订了更为详细的职官制度和治国方略。十七年六月，张献忠统率起义军攻占重庆市，八月占成都市，十月改成都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统率大顺军从西安出发，对明朝发起最后的冲击。二月，大军渡过黄河，李自成亲率主力，经太原市、大同市、宣府、居庸关，直逼北京。另一路大军由刘宗敏率领，沿黄河北省岸挺进，经河南省怀庆、山西省潞安（今长治市）、大名县、邯郸保定，同主力会师，兵临北京城下。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吊死煤山，李自成从德胜门进入北京城，标志着统治了277年的明王朝灭亡。

清军入关

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月，历时一年有余的明清松、锦大战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结束。督师洪承畴被俘，宁锦镇将祖大寿投降，明军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已难于再与清军抗衡，同时也削弱了镇压农民军的力量。明朝国运已然日薄西山，皇冠落地已是指日可待。对明之将亡，皇太极了然于胸，其预见与分析十分精辟。他说：“以朕度之，明有必亡之兆，何以言之？彼流寇内讧，土贼蜂起，或百万、或三四十万，攻城掠地，莫可遏止。明所恃者，惟祖大寿之兵，并松山、锦州市之兵，及洪承畴所领各路援军耳。今皆败之以尽，即有新募之兵，亦仅可充数，安能拒战？明之将卒岂但不能敌我，反自行剽掠，自残人民，行贿朝臣，作为己功。朝臣专尚奸谗，蔽主耳目，私纳贿赂，罚及无罪，赏及无功，以此观之，明之必亡昭然矣！”

入关夺取全国政权是皇太极的夙愿，即所谓“皇上志在中原。”然而，他却未能如愿以偿，于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初九日暴逝。其子六岁的顺治帝继位，由叔父和硕睿亲王爱新觉罗·多尔衮、爱新觉罗·济尔哈朗济尔哈朗摄政，改明年（1644年）为顺治元年。

清军八旗劲旅虽长于骑射野战，但部队数量有限，清统治者意识到，统治着全国广大地区的明朝，倘若集天下之兵力、物力与人力，毕注于东北地区一隅，以对付清军，入关夺取全国政权则是颇为困难的。因此，曾构想联合声势浩大的农民军共同对明作战，并取中原。睿亲王多尔衮、爱新觉罗·豪格豪格（皇太极长子）在崇德年间率军破边墙入内地蹂躏京畿广大地区的作战过程中，曾奉命“间流贼消息。”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清廷派使者取道蒙古致送书信一封给李自成大顺军榆林市守将王良智。书云：“大清国皇帝致书于西据明地之诸帅：朕与公等，山河远隔，但闻战胜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称号，故书中不及，幸勿以此而介意也。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不知尊意如何耳？惟速驰书使，倾怀以告，至诚至愿也。”尽管清廷“至诚至愿”与大顺军联合作战夺取中原，但此时李自成已率大军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风驰电击，势如摧枯拉朽，清廷的一厢情愿已无实现的可能。

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三月十八日，大顺农民兵兵临北京城下，开始攻城。明军勤王之师不至，北京城陷入惶急之中，百官措手，相对而泣，无人能出一御敌策。平日刚愎自用、威莅群臣的崇祯帝朱由检已是六神无主，惟有仰天长叹，绕殿环走，捶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当日晚，大顺军攻破外城，京城危如累卵，紫禁城内更是大乱。崇祯带领少数内官，欲从北齐（朝阳门）、安定门突出逃命，未果，与太监王承恩返回煤山（万岁山），登临四望，但见火光烛天，动地大炮，知大势已去，遂上吊自尽。十九日，大顺军攻占北京城。李自成由德胜门进城，率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至皇宫，仰射承天门扁，然后进宫。明太子朱慈烺跪迎于门左，俯首称臣，存在二百七十七年的明朝覆亡了。

李自成进京，崇祯自缢，明朝覆亡。当时在沈阳市的清廷尚未得到确报。但大顺农民军向北京的迅猛进军，大学士范文程已敏锐地觉察到形势将要发生突变。四月初四日，他上书摄政爱新觉罗·多尔衮，指出在大顺军的打击下，明亡在即。他说：“明之劲敌惟在中国，而流寇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中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文程认为，这就需要从战略、策略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为此，他建议：第一，清军由“伐明”转而扫荡农民军，这就应收揽人心，尤其要招降明朝官吏以为己用，故应“严明纪律，秋毫无犯”，一反清军过去的烧杀掳掠，并“择其贤能，恤其无告”，使民有所依；对明官吏之投降者，则“官仍其职”，以资笼络。第二，清军主力应“直趋燕京”，据神京重地，然后中原可传檄而定。范文程还特别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机不可失，此乃“上帝潜为启佐，此正欲摄政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祀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⑤而明亡之消息旋至，清廷当即召开决策会议。范文程说：“闯寇涂炭中原，戕厥君后，此必讨之贼也。”敦促清军立即入关。并再次上书爱新觉罗·多尔衮，分析了农民军攻占北京后，由于追赃助饷，出现了“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的局面，看到了官僚士绅对农民军的深仇大恨，因此，只要“恤其士夫，拯厥黎庶”，联合汉族官绅地主，以安百姓，声罪致讨，兵以义动，李自成“虽拥兵百万，横行无惮”，可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破，统一区夏⑥遇事敏捷果断的多尔衮，采纳了范文程的意见，觉察到时间的紧迫，数日之内，急聚兵马。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四月初九日、（范文程第一次上书五天后），他率领满洲、蒙古军的三分之二，汉军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各部，向关内进发。

四月十三日，清军抵达辽河，将进入辽西地区。爱新觉罗·多尔衮以军事咨询洪承畴的意见。洪承畴建议的要点是：第一，“宜先遣官宣布王令，示以此行，特扫除乱逆，期于灭贼。”安抚民人，有开门迎降者则官加升，首倡内应立大功者破格封赏；第二，从蓟州、密云区近处破边墙而入，精兵在前，辎重在后，计算里程，限以时日，疾行而前，出敌不意，直抵北京，在大顺军措手不及之时将其击溃；第三，洪承畴曾经是明军统帅，长期与农民军作战，深知农民军战斗力之强，他告诫多尔衮，从未与农民军接战的清军不能掉以轻心，“未可以昔日绿营轻视也。”爱新觉罗·多尔衮对洪承畴的意见十分重视，使他日后对大顺军作战时用心深谋。清军之所以取道蓟州、密云，而不走山海关区，则是因为山海关有吴三桂扼守。

明清松锦战后，明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宁远，吴军约五万人，是明军硕果仅存的一支劲旅，号称关宁铁骑。明廷不敢轻易调动这支军队，凭其阻扼清军入关。三月，大顺军迅速逼近北京，吴三桂奉命以一万人留守，率所部约四万人入关护卫京师，屯于滦州、昌黎一带。李自成攻占北京后，遣明居庸关降将唐通前往招抚，吴三桂归降，率所部进京朝见李自成，大张告示说：“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地方百姓不必惊恐。旋有家人自北京来报，其父吴襄在京被大顺拘捕索饷，其爱妾陈圆圆又为李自成大将刘宗敏所夺。吴三桂本是拥兵自重的军阀，其人反复无常，闻讯大怒—“冲冠一怒为红颜”，于是转旗而东，率部返回山海关区，击败李自成所遣守关镇将唐通。

李自成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亲率大顺军主力进军山海关，并携带吴襄、明太子朱慈烺及定王等明宗室多人，准备再次招降吴三桂，如不从，即以武力消灭吴军。吴三桂处于大顺军与清军两大军事力量之间，以五万人之兵力自然无力同时与双方抗衡。而他所占领的山海关，外控辽沈，内护京师，被称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乃是至关紧要的军事形胜之地，故其背向不仅决定大顺军与清军孰胜孰败，而且也决定谁能取代明之。当此紧急关键时刻，吴三桂唯问一己身家之得失，不顾民族大义以求荣，决意向清军乞师。

四月十五日，爱新觉罗·多尔衮军次翁后。吴三桂遣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至清营，致书多尔衮说，李自成“逆天犯阙”，崇祯帝不幸亡，自称“亡国孤臣”，激愤于忠义，特向清廷“泣血求助”，请多尔衮发兵。吴三桂自率所部“合兵”进讨“流寇”。多尔衮得书，虽未曾料及，不免心存疑虑，但其人多谋善断，决定改变进军路线，向山海关区进发。同时，致书回复吴三桂，声称明清长期为敌，今当捐弃前嫌；对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惨亡，“不胜发指”。故率“仁义之师”，破釜沉舟誓不返旌，“期于灭贼，出水火。”从此，爱新觉罗·多尔衮在政治上、军事上实现了战略、策略的根本转变，从“伐明”转而以农民军为敌，牢牢抓住“吊民伐罪”这一旗号。并向吴三桂明白宣布，吴军与清军不是“合兵”，而是吴三桂投降—“伯若来归，必封以故土，并为藩王。”而多尔衮本人则是“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⑩俨然是以全国最高主宰自居，由他来收拾山河。得到晋封为藩王的许诺，吴三桂向多尔衮投效。

四月二十日，清军至连山，大顺军已过永平。吴三桂再遣郭云龙至清营，敦促爱新觉罗·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关区。”多尔衮立即星夜兼程，于次日（二十一日）傍晚师至山海关外十里的欢喜岭。同日晨，大顺军早于清军抵达山海关，向吴军发起攻击。山海关东西有罗城、南北有翼城县，拱卫关门及县城。吴军主力列于关之西罗城前的石河，面向关内，两军主力首先在此激战。李自成另遣一军攻击东罗城及北翼城，以包围吴军。两军昼夜恶战，距关十里的清军听到关上炮声深夜不止，但多尔衮按兵不动，蓄意不发，命全军披甲以待。在农民军的猛攻下，吴军已是不支，“北翼一军叛降贼，向大顺军投降。二十日晨，形势紧迫。吴三桂冒着矢石驰往欢喜岭之威远台，向爱新觉罗·多尔衮俯首称臣，请求立即参战。鉴于吴三桂已然臣服，多尔衮说“昔为敌国，今为一家”。命清军分三路入关，豫王爱新觉罗·多铎率万骑由南水门入，英王爱新觉罗·阿济格由北水门入，多尔衮自率主力由关之中门入。又命吴军以白布系肩，以免误杀。谕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大臣等曰：“尔等毋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必待吴军与大顺军接战，大顺军锐气损耗，才纵兵对阵奋击。大顺军自北山横亘至海，列阵以待，而大风迅作，尘沙蔽天，咫尺莫辨。吴军先与大顺军接战苦斗，风停后，清军数万骑同时出击，“大败贼众，追四十余里。”大顺军损失惨重。当日，晋吴三桂为平西王，令山海关区军民俱剃发。

山海关的惨败，是大顺军的转折点，从发展的巅峰直泻而下，从此一蹶不振。二十三日，李自成退至永平，再败于吴三桂的追兵，于是仓惶撤退，二十六日还至北京，二十九日即皇帝位于武英殿，改元永昌。当晚纵火焚宫及九门城楼，撤往西安市。

爱新觉罗·多尔衮命吴三桂追击大顺军，他本人率军则直趋燕京，所过京东各州县，无不开门迎降，谕令剃发。五月二日，多尔衮抵北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多尔衮由朝阳门入城，明内监以明朝皇帝的法驾卤簿及御辇设于皇城外，跪迎道左，启奏多尔衮乘辇入宫，以皇帝之仪礼相迎，表明新主莅临。多尔衮命以摄政王之仪仗前列，卤簿法驾向宫门陈设，奏乐，举行入宫之隆重典礼，向天行三跪九叩大礼，再北向沈阳市（顺治帝福临尚在沈阳）行大礼，然后乘辇至武英殿升坐，接受明百官的朝拜，城中大小官员及宦官七八千人匍伏在地，呼皇帝。爱新觉罗·多尔衮宣布，清廷定鼎燕京。

1644年，明清变革之际风云变幻。在三月十七日至五月初二日的短暂时间里，京城皇宫三易其主，三易国号年号：由大明崇祯，而后大顺永昌，而后大清顺治。在神州大地历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台”，接连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或惨烈，或悲壮、或昂扬的活剧。历史演进过程是如此纷繁，说明了明亡清兴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激烈冲突的结果。明末，与顾炎武齐名的归庄曾北望燕京，为“胡虏（清）纵横贼（农民军）更剧”而仰天长叹。辽事急，明廷调兵向东对付清军，农民军日炽，明廷又调兵而走以“剿贼”，东挡西战，穷于应付，疲于奔命，结果是，正如时人所说：“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被皇太极视为“大树”难于砍伐的明朝，是在东西两大政治军事力量不相与谋各自为战的夹击之下走向败亡的。明廷朝政败坏，官吏腐朽，党争不息，事事掣肘，决策之际每存门户之见，正如李自成在讨明檄文中所说：“君非甚黯，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崇祯虽有中兴之志，却无中兴之才。史家谷应泰说：“怀宗之图治，与其所以致乱，揆之事实，盖亦各不相掩焉。”

崇祯帝求治而终于致乱，其举措乖张，使明朝国运日蹙，局势更不可收拾，结果是“（崇祯）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一枉却十七年之精励哉！”由于举措翻覆，力图中兴、廓清宇内的努力与苦苦挣扎皆成泡影。崇祯帝终于成为“图治”的亡国之君，一个历史的悲剧人物。

后续情况

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忙于京城内事务处理，忽视了山海关区外的敌对力量。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投降清朝。李自成急忙和刘宗敏率领大约10万军队前往讨伐，只留一万军队守卫北京。山海关之战，李自军大顺军为清军和吴三桂联军所败，只得退回北京在武英殿匆匆即皇帝位，然后率大顺军向西撤退。此后，李自成大顺主力在清军的追击下，节节败退，次年（1645）五月，在湖北与江西省交界的通山县（今属湖北）九宫山，李自成遭到地主武装的突袭，不幸牺牲，大顺政权至此覆灭。清朝在与南明和大顺、大西政权余部的斗争中，这段历史又称为南明时期（1645~1664）。

政局影响

清军政权

清决策者之争

清军入关和清朝的建立，并非八旗军独力亡明，而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角逐、相互影响的历史结局。激烈的武装冲突，则是各种政治军事力量所代表的利益与其所追求的目的各不相同，彼此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错综复杂的社会各种矛盾，是定鼎燕京后的满洲贵族在统一全国过程中，仍然面临的重大问题。

满族是中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僻居东北一隅，社会发展远比中原汉族落后，明人称之为“东夷”。满人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称明为“南中”。自清太祖努尔哈赤时期，满族开始迅速发展，形成为蓬勃上升的民族。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天命三年）以“七大恨”誓师伐明，历经其继承者太宗皇太极，明清之间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如今终于入主中原，这在强调“夷夏之辨”的古代中国传统社会中，“夷狄”君临华夏，一些汉族士大夫认为，这是不同于易姓换代的“亡国”，而是神州陆沉“亡天下”的天地巨变，而天下兴亡“虽匹夫匹妇亦有责焉。”满洲贵族当权人物之中也不乏强调民族矛盾之人，有人竟然准备在燕京大开杀戒。另一社会矛盾，是如火如荼的明末农民战争，这是被统治者反抗统治者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缘由地主阶级的压榨和官逼民反，李自成对此有切肤之痛，他在讨明檄文中说：“朕（李自成）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切身疴瘰（疴，痛也；瘰，病也）之痛。念普天率土，咸罹穷困，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躬于垣冀，绥靖黔黎。”他是为拯救黎民百姓，出农民于水火，奋起战斗，以“均田免赋”，“迎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相号召，在十多年的战争中，蹶而复振，终于燎原。山海关区战后，李自成率大顺军退出燕京，仍拥有数十万部众。张献忠领导的另一支大西农民军，据有四川省，拥众数十万。同时，明在河南、江淮以南的力量并未遭受损失，明军各镇有兵共数十万，明藩王宗室多人尚在。清、南明、大顺、大西四个政权，同时并存，各种政治军事势力势必为生存灭亡而继续鏖战，时人说：“明亡，天下分裂。”⑲各种十分尖锐的矛盾交织在一起。

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满洲贵族高层当权者中产生了意见分歧。英王爱新觉罗·阿济格对爱新觉罗·多尔衮说：“初得辽东，不行杀戮，故清人多为辽民所杀。今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还守沈阳市，或退保山海（关）。”阿济格是多尔衮的胞兄，其人勇猛敢战，性情粗暴，不学无术，政治上鼠目寸光。多尔衮对其主张断然予以驳斥，他说：“先皇帝（皇太极）尝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㉑“既得中原，势当混一，自此事无可疑。”㉒因此“不可弃而东还。”

清人初得北京，人心既不稳，形势又复严峻，为巩固京师，以图进取，爱新觉罗·多尔衮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使中央政权机关立即开始运转。入京之次日，谕曰：在京内阁、六部、都察院等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可速将职名开报。”有因避大顺军回籍隐居者，“亦具以闻，仍以原官用，”同满官一体办事。

（二）、传檄各州县，凡降者“地方文武官各升一级”，亲自携带有关钱粮册籍，兵马数目，来京朝见。

（三）、“入关之初，严禁杀掠。”自顺治元年始，除正税外，废除使人民深受其苦的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故中原人士无不悦服。”

（四）、派大将、降官招抚平定山西省、山东省，以护卫京师两翼。入山西可追击大顺农民军；入山东可窥视明在江淮以南的力量。

（五）、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倘若狐疑观望，定行问罪，发兵征讨。

（六）、从关外大量迁徙满族入关，举家搬迁者络绎于途，中原谓之“东人”，即东来之人。同时，令留守沈阳市的清军来京，“将大举南向”，为南进做准备。

（七）、积极准备迎接顺治帝迁都北京。

上述各项至关紧要的措置，能否顺利推行，关系新建立的清朝能否在中原立足。除（六）、（七）两项外，关键在于收拾中原官吏军民之心，为此，爱新觉罗·多尔衮制定的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标榜“仁义之师，期于灭贼”，“报乃君国之仇，彰我朝庭之德。”㉘以转移满洲新贵族入主中原，广大汉族的“亡国”与“亡天下”之悲痛，从而淡化民族矛盾。

然而，剃发易服令却大违汉族人民之意，“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怒，或见我人（在京朝鲜人）而泣曰：我以何罪独为此剃头乎？”三河市民首先发难，起而反抗，各州县所谓“土贼”蜂起。剃发易服本是满洲贵族既定方针。满族以人数甚少统治广大汉族，自关外以来，就是以是否遵行剃发易服来区分“顺逆”。爱新觉罗·多尔衮从山海关区至北京，沿途州县迎降，俱剃发，于是以为在军威震慑之下，无敢抗拒者，断然宣布此令。剃发易服令严重伤害了汉族的民族感情，违反了汉民族服饰文化传统，民族矛盾因而有激化之势。在南方明朝势力尚存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农民军仍然拥众数十万的严峻形势下，民族矛盾激化，新建立的清朝将会处境困难，而且与多尔衮淡化民族矛盾以图进取的基本方针背道而驰。多尔衮足智多谋，善于权变，觉察到问题的严重，作为权宜之计以待来日，立即下令停止剃发易服令，谕曰：“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拂民愿，反非所以以文教定民之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这样，剃发易服令，从五月初三日发布，至二十四日，前后仅二十一天便暂时停止了，于是爱新觉罗·多尔衮锐意贯彻其基本方针。

多尔衮宣称清得天下于“闯贼”

明之亡，亡于李自成攻陷北京，而清军乘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故多尔衮堂而皇之地宣布：“国家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也。”而“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明之官吏军民所应深仇大恨者乃是“闯贼”，他说：“流贼自成原系故明百姓，纠集丑类，逼陷京城，杀主暴尸，括取诸王、公主、驸马、官民财货，酷刑肆虐，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而李自成并未为害于清，清廷“深痛尔明朝嫡胤无遗，势孤难立”，愤而“代为雪耻”，“实有救中国之计。”如此“义举”，明之官吏军民理应对满洲新主戴莫名，“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爱新觉罗·多尔衮下令为崇祯服丧三日，许官民哭临，以展舆情，“薄海同仇”，矛头指向农民军。

多尔衮的策略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为崇祯帝服丧的谕令下达后，“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㉟在北方，各地原明朝之官吏、将军、士人，纷纷杀前大顺政权所派官吏守将，向清朝纳降。据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所制《山海关区战役后三个月内官绅叛乱情况表》，各地杀大顺政权委派之官员守将凡八十余州县，㊱其中不少地方“奉表（向清朝）投诚”。而汝宁、许昌市等州县，“愤张旗帜，直书‘杀贼报仇’四字，正与朝廷（清）以仁义之师为先帝复仇之意遥相呼应。”而一些重要的官员之降清也是因此，如：

原明巡抚宋权曾投降李自成，任遵化市巡抚，与总兵唐钰“率将吏绅士擒斩伪官，起应王师（清军）。”大顺守将黄锭、马应湖等被杀，尽歼守军，防御使、同知、县令被俘。于五月初向清廷投降。宋权说：“我明臣，明亡无所属，有能为明报仇杀贼者，即吾主也。”这正是爱新觉罗·多尔衮所期望的。

原明大学士谢升，于顺治元年四月在其家乡德州杀大顺刺史吴徵文、防御使阎杰，“共诛闯贼所置伪官”，以待清军。六月，与在籍原明御史赵继鼎、卢世榷等，奉降表至京，向清投降，其词曰：“闯贼李自成，肆虐逞暴，神人共愤。臣等空切不共之仇，愧无回天之力。惟皇帝（清）皇帝，智勇兼锡，威灵遐尔，笃夙昔之旧好，沛拯救之新纶，浩荡仁恩，有逾再造。”㊳其对李自成与清廷之措词用语，与前述多尔衮之谕令如出一辙。

原明大学士冯铨，本系阉党，但熟悉明之典章制度。于顺治元年四月三十日，在家乡涿州市，与知州张锦、参将朱万祺等，杀大顺官员李都尉，“随将贼徒尽杀。”㊴闻爱新觉罗·多尔衮征召之命，即刻入京剃发投降。

谢升、冯铨与先降清之洪承畴，皆以大学士原衔入内院佐理机务，恢复明内阁票拟制度，制定典章，对清廷草创之初，各种典章制度之制订，中央政权之运转起了重要的作用。检索《贰臣传》，明之官员将军降清者，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他们效力于清朝，有政绩可述，有的官至大学士、尚书、封疆大吏，死后予谥。这对清朝统治之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顺治元年六月，降清的明应袭恭顺侯吴惟华，“请招抚宣大山西省自效。”爱新觉罗·多尔衮允准，又派明降官王鳌永以户、工二部左侍郎身份前往招抚山东省。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率军平定山东一路，遣固山额真叶臣率军平定山西一路，招抚与武力平定并举。

李自成成计划退保西安市，扼守山西以屏障陕西关中。六月初，明大同市总兵姜瓖杀大顺守将柯天相、节度使韩文铉降清，大同以南各州县受清招抚。榆次区、太谷、定襄县等地故明官绅乘机起兵杀大顺地方官。李自成派兵攻灭，但晋北已非其所有。自成率主力驻韩城市，留降将陈永福守太原市。在山东，不少地方也纷纷杀大顺地方官向清投降，霑化明兵科给事中李鲁生斩大顺知县李调鼎，“赴招抚侍郎王鳌永纳款。”德州、临清市、东昌……等地，原明官绅也起而杀大顺地方官，清廷招抚平定山东省进展顺利，六月底，“平定山东固山额真巴哈纳、石廷柱等启报，霸州市、沧州市、德州、临清，先后俱下。”㊶招抚侍郎王鳌永启报：“济南市、东昌、临清等州郡，以次抚定。”七月初，爱新觉罗·巴哈纳、石廷柱奉命移师山西，李自成撤往西安市，除太原外，山西省为清所有。九月，太原市被清军攻占。李自成扼守山西屏障陕西关中的作战计划随之失败。

由于各地明朝官绅纷纷杀大顺地方官降清，清廷招抚平定山西、山东，不逾月而底定，清统治者欢呼“河北省、山东、山西郡县人民，悉闻风归降，接踵恐后。”中原既为清所有，爱新觉罗·多尔衮积极准备迎接顺治帝由沈阳市迁都燕京。

顺治元年八月二十日，顺治帝福临自沈阳车驾西行，九月十九日抵京，自正阳门入宫。寒衣节日，举行“定鼎登基”大典，至南郊告祭天地，宣布清帝君临天下，“以绥中国”，“表正万邦”。仍用大清国顺治纪元，“俾我大清国皇图永固。”㊹中国历史上存在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正式建立。

清廷对南明策略之转变

多尔衮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把矛头引向农民军的策略，对南明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自成陷京师，南都（南京）议立君久不决，时明弘光帝朱由崧、朱翊镠朱常淓等宗室藩王避难江淮。诸王中以朱常洵为明帝近支，他是朱翊钧万历帝之孙，但其人昏庸无能。福王至淮，阉党阮大铖向凤阳总督马士英言曰：“国有难，先立君者功高。”建议拥立昏庸之福王可把持朝政。史可法认为立福王有“七不可”，即贪、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福王其人真可谓病毒俱全。马士英联络拥兵江北的黄得功等连营江北，移书南京，谓奉福王为主，胁迫诸大臣从命。顺治元年五月初三，迎福王监国于南京，十五日，即皇帝位，改元弘光，南明第一个弘光政权建立。以史可法、马士英、高宏图、姜曰广为东阁大学士，划分江北明军为四镇，刘泽清刘泽清驻镇淮安市，负责山东省一路招讨；兴平伯高杰驻泗州，负责开封市、归德一路招讨；广昌伯刘良佐驻临淮关，负责陈、杞一路招讨；靖南侯黄得功驻庐州，负责光、固一路招讨。此所谓“江北四镇”。

四镇共拥兵三十万，在其辖区内置官、刑戮、财赋“俱得便宜从事”，成为桀骜不驯的军阀。此外，驻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有兵约二十万，也是一个军阀。南明所控制的区域，远比清廷广大，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赋、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然而，弘光政权无意抗清，专注于所谓“西贼”。闻知李自成被清军和吴三桂军所败，无不欢欣，希望联合清军共同镇压农民军。后来抗清壮烈牺牲的史可法，在清军入关之初所期冀的正是“联虏西讨。”他说：“先帝（崇祯）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以纾宗社臣民之恨，是今日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近闻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之晋界而还，或云假之（清军）以破贼，或云借之以成功。……宁前既撤，则（清军）必随之以入关，此时畿辅之间必为所有。但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名义，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其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也。”

在“为我（明）复仇”、“先国仇之大”的认识指导之下，爱新觉罗·多尔衮为崇祯帝发丧，宣称“薄海同仇”、“代为雪耻”，使南阳郡大臣无不颔首顶礼。马绍愉致吴三桂书云：“清兵杀退逆贼，恢复燕京，又发丧安葬先帝，举国感清朝之情，可以垂史书，传不朽矣。”㊻幻想联合清军西讨一“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殊不知清廷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南明。

以武力统一全国是多尔衮坚定不移的方针，然而，清军要在辽阔的中国腹地上同时在西、东南两方面与敌作战，其兵力是不足的。多尔衮审度形势，根据柳寅东的建议，制订了如下的作战方针：“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农民军），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

这一作战布署，把攻击的锋芒首先指向农民军，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第一，可以看作是爱新觉罗·多尔衮宣称的得天下于“流贼”的军事布署；第二，清军便于集中主力各个击破敌人，避免东西两面同时作战，以取得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为了实现“次第定东南之局”的意图，六月十五日，多尔衮传檄河北、河南省、江淮间故明勋旧大臣、文武官员及士民等，声称“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怀绝继绝之恩，以敦睦邻之宜。”当檄文布告天下，明白无误地承认已建立一个月的南明弘光政权的存在是合理的，只是要求南北“通和讲好”，这就使弘光政权抱有“存亡继绝”的幻想与清廷南北分治。于是派遣陈洪范为正使，左懋第、马绍愉副之，北上，以银十万两、金千两、缎绢一万疋，作为与清和谈礼，并许以岁币十万，“相约杀贼（农民军）”，希望联合清军，“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首，以谢敷天之愤”。

弘光政权一厢情愿“南北分治”，而不明爱新觉罗·多尔衮之策略。正当南明使臣携弘光御书银币致谢通好，北上途中，清廷招抚山西省侍郎王鳌永密报，弘光政权以“史可法为内阁”，督师江北，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分据各镇，“请亟补镇臣移驻曹单，控扼淮徐。”准备南进。顺治元年七月底，清军在山西、山东省两路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京师形势日益巩固，多尔衮对弘光政权的态度陡然转变，他致书史可法云：“国家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夫闯贼但为明朝祟耳，未尝得罪于中国家，徒以薄海同仇，特申大义，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命弘光政权“削号归藩”，向清投降，若然，则南阳郡诸大臣“尔公孙爵，列爵分土，有吴三桂之典例在。”倘若不然，“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予（爱新觉罗·多尔衮）将简西行之锐，转旗东征，且拟释彼（李自成）重诛，命为前导。”“兵行在即，可东可西，南安安危在此一举。”㊳以武力相威胁，口气之凌厉，咄咄逼人。

八月十五日，南明使臣北渡黄河，左懋第已感到和议难成，建议弘光政权整顿兵马，严守备，“勿以臣北行和议必成，勿以和议成为足恃。他能战，始能扼河而守，必能扼守黄河，才能画江而安，保住江南半壁河山。”九月，北使至德州，清山东巡抚方大猷张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等经过的地方，有司不必以礼相待，“着自备盘费。”并只准许百人进京“朝见”。十月十二日，陈洪范等至北京，时已天晚，宿于鸿胪寺，关防甚严，不许举火，北使官丁饥寒苦甚。清廷收纳陈洪范等所带的礼币银十万两、金一千两、蟒缎二千六百匹，以及弘光帝赏吴三桂的银一万两、缎二千疋，而待以藩臣朝见之礼，将朱常洵的“御书”视为“进贡文书”。大学士刚林奉爱新觉罗·多尔衮之命严词向南明使臣：“尔福王奉何人之命僭位？”“突立皇帝，这是何说？”陈洪范等申说北使前来“通好致谢”，“相约杀贼”之意。刚林斥之曰：“崇祯帝死时，你们南京臣子不来救援，……今日却来多话！”宣称：“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出檄一通，当堂朗读，陈洪范等坐听。檄文历数弘光政权之罪；不援救崇祯罪一；擅立福王罪二；各镇拥兵虐民罪三。有此三罪，清廷“旦夕发兵征讨”㊶。陈洪范知清兵将南下，“以江左实情告清而心卖（左）懋第。”自请回江南策反南明诸将投降，并请扣留另外两名使臣左懋第、马绍愉。爱新觉罗·多尔衮依计而行，并通知时已率兵而南的爱新觉罗·多铎。

顺治元年十月十九日，以爱新觉罗·阿济格爱新觉罗·阿济格为靖远县大将军，征讨大顺军，吴三桂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率所部从征，经内蒙土默特、鄂尔多斯市，由绥德县攻击西安市。二十五日，以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征讨南明，恭顺王孔有德、耿仲明耿仲明率所部从征，渡黄河南下，密令“便道往征”大顺军。此乃“举大兵以攻晋豫”，先图李自成，“次第东南之局”的军事战略，故谕多铎、阿济格会师西安，“务期合力攻剿”。多铎平定李自成后，“移师南下”，征讨南明。爱新觉罗·多铎出兵前一日，清廷传檄江南官吏军民，历数南明弘光政权三罪（即对陈洪范等当堂朗读者），“惟此三罪，天人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爰整六师，问罪征讨。”同时，在济宁市集中兵力数万，“便欲南征，又闻调取丽丹（朝鲜）数千，从海而南，”大张征讨南明之声势，以迷惑李自成。

大顺军、大西军的失败

清廷大张征讨南明之声势，李自成因之作出错误的判断，以为清军只英王爱新觉罗·阿济格一路由北来攻，而忽视由河南来的多铎一军，于是将大顺军不断调往陕北地区，“是时，贼在西安市，所谨备者北边耳。”李自成亲自“北趋延安市逆战”，㊻与刘宗敏至洛川，闻爱新觉罗·多铎军至，潼关吃紧，于是赶往潼关。

十月中旬，大顺军向河南怀庆发起攻势，连克孟州市、济源市等城，清提督金玉和战死，怀庆告急。多铎大军至怀庆（河南沁阳），大顺军撤退。清军由孟津渡河，直趋陕州区（河南陕县），于灵宝市城外击败大顺军一部。十二月二十二日，多铎军至渭河平原天然险隘潼关二十里外，李自成率刘宗敏由洛川紧急驰援。二十九日，清军开始攻击，历时近半月的潼关大战，十分惨烈，其间农民军大将刘宗敏、刘芳亮先后出战，均为清军所败，李自成亲率马步兵拒战也失利。

顺治二年正月十二日，清军攻占潼关县。潼关失守，李自成固守西安市的计划瓦解。此时，经陕北地区而下的英王爱新觉罗·阿济格所率清军，已进至米脂县，形成南北夹击西安之势。李自成于十三日回到西安，当天率部撤出西安，取道兰田、商洛山区向河南湖广转进。在陕北的高一功、李过所部未能同行。十八日，爱新觉罗·多铎占领西安。

清军两路攻占西安，除渭南之战外，再无重大战斗。其时，李自成大顺军的总兵力，远远超过两支清军，而且在陕北有大将高一功等防守，陕北防线之溃败，清军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能占领西安，主要是投降大顺军的明官员将军叛降清军，如：南一魁，故明副将，降大顺军，“顺治二年，爱新觉罗·阿济格阿济格逐自成至山西省，一魁来降。王令前驱，西渡河，同明降将康镇邦招抚延绥东路，自黄甫川至安定十七堡俱效顺，杀伪官（大顺）刘九德，随大军收西安市。以功授宁夏回族自治区总兵。”董学礼，原明花马池副将，投降大顺军，李自成命为总兵，驻怀庆。多铎军至怀庆，学礼叛降，“并以书招宁夏伪（大顺）节度使陈之龙，贼将牛成虎获其书，尽杀学礼家属。会贼犯孟州市，学礼渡河来援，杀贼千余。二年，随英亲王平陕西省，署凤翔区总兵。”陈之龙，原明三边监军道，降李自成，任大顺军宁夏节度使。阿济格军入陕西，陈之龙诣军门请降，以节度使身份，“倡率（农民军）大小文武军民，望风投诚”。鲁国男，原明昌平副将，阿济格军至山西省，降清，二年正月，大同市总兵姜瓖、于保德、宁武，击败大顺军大将高一功，“寻随征陕西，收复榆林市、延安市，陕西平。”白广恩，原明总兵，骁勇敢战，曾随洪承畴参与明清松锦之战，多次与清军为敌，又与李自成大战于陕州区、潼关县，于固原市投降李自成，自成大喜，握手共饮，伪封桃源伯。”阿济格军至陕西省，“广恩具疏投诚，自陈罪状。得旨：白广恩自奋奋勇杀贼，具见苦心，不必自陈罪。”总之，当清军入陕西后，投降大顺军的原明将领，“差不多全部拜倒在爱新觉罗氏皇室之下”，他们之所以反水，正如陈之龙所说，是“借其（大顺军）兵权，以待天时”。伺机反侧，向满洲新君俯首称臣，转而成为随清军镇压农民军的干将，所以清军迅速平定陕西，也如同招抚平定山西、山东省一样，是爱新觉罗·多尔衮“薄海同仇”，号召故明官吏将军以“讨贼”为急务，淡化满洲贵族君临华夏出现的民族矛盾，在政治上军事上得利。

清军占领西安市后，清廷命爱新觉罗·阿济格追击李自成，“将流贼余孽务期剿除。”令爱新觉罗·多铎平定江南，恪遵前此“密谕，尔等往取南京。”

顺治二年（1645）三月，李自成由内乡县下湖北，清军追及于邓州市。阿济格奏报，李自成率领由西安撤退的马步兵十三万，汇合大顺军原来防御襄阳市、承天（锺祥）、荆州市、德安（安陆市）四府之兵，共二十万，与清军在河南邓州、武昌、富池口、九江及上述四州县先后接战八次，均被清军击败。其间武昌之战，大顺军损失甚大。武昌本是南明左良玉驻镇之地，李自成率军进抵湖北，击败左部马进忠、王允成。左良玉闻败，以“清君侧”为名，声称征讨马士英、阮大铖，率全师东下。李自成进驻武昌，清军随之而来，围以数重，刘宗敏、田见秀领兵出战，大败。李自成决定放弃武昌，顺江而下，准备夺取南京，水陆并进”㊵清兵亦分水陆两路追蹑不舍，至富池口再败大顺军。而九江第一次世界大战，清兵“穷追至贼老营”，大顺军指挥部被歼，军师宋献策、大将刘宗敏，自成妻妾及两位叔父等多人被俘，又有投长江死者，刘宗敏被斩于军前。清军前后缴获大顺军大小船只三千余艘，骡马六千有余。南明左良玉至九江死于军中，其子左梦庚领其军，“迫于九江之东流县界扬子江中”，率总兵十二员，马步军十万，大小船只四万，向清军投降。爱新觉罗·阿济格奏报：“合计河南省属城十二，湖广属城三十九，江西省属城六，南京属城六，共计六十三城，已尽设官抚定矣。”

大顺军在九江惨败，李自成率余部由江西掉头西转，进入湖北通山县九宫山，身边有卫士二十八名（一说十八名），突遭山民袭击。山民程九百者与李自成徒手搏斗，其甥以铲杀李自成，杰出的农民领袖李自成遇害，时在顺治二年五月，此后，大顺军余部继续抗清。

顺治元年（1644年）春，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省。六月，攻占重庆市。八月，攻占成都市。张献忠即皇帝位，建国号曰“大西”，年号“大顺”。在李自成牺牲前后，清廷曾多次招降，张献忠不予置理。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清廷命驻防西安市的内大臣何洛会与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会剿四川。同时发布谕旨招降，张献忠仍然置之不理。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以爱新觉罗·豪格豪格为靖远县大将军统兵往四川征讨张献忠大西军，三月，清军抵西安。当时降清的李自成部将贺珍反围攻汉中市，大顺军余部二只虎（刘体纯）也由邓州市攻入陕南商州，与孙守法守兴安，入川之道路受阻。五月，豪格指挥所部由栈道向汉中、兴安进，败贺珍、二只虎，陕南平，入川之路通畅，清军积极准备进四川省。十一月，豪格率军入川，二十六日抵达南部县，张献忠部将大西军都督刘进忠降清，豪格获悉张献忠在西充县。当年八月，张献忠焚成都，率部西北向，九月至顺庆府（南充市），北上西充，所部数十万，列营凤凰山下。豪格命护军统领鳌拜等分领八旗护军（八旗精锐）为前锋，由降将刘进忠引导，疾驰西充，豪格率大军“星夜兼程继进。”南部县距西充三百余里，鳌拜于次日（二十七日）黎明赶到。清军派出游骑侦探大西军虚实，大西军哨卒发觉后，“飞奔入营，向长官报告，谓在营前高山上见有满洲兵四五人，各骑骏马，由山谷中迎面而来。张献忠闻报震怒，认为是谎报军情，欲将报信之兵正法，经讨保开释。他仍然提审某逃官夫人。

张献忠麻痹轻敌，闻警不疑，殊不知满兵大队已匿营前大山矣。俄而“又有探兵入营告急，谓满兵五人已到营前外对面高山矣。”这时张献忠始信为真。但又不问明情况，随即骑马出营。“既未穿盔甲，亦未携长枪，除短矛外别无他物，只同士卒七八名、一名太监，奔出营外去察明虚实。更未将清兵到来通告各营。张献忠至一小岗上，正在观察之际，叛将刘进忠认出果是献忠，指曰：‘此即张献忠也。’满兵即发箭射之。“突然一箭飞奔，正中献忠肩下，由左旁射入，直透其心，顿时倒地，鲜血长流。献忠在血上乱滚，痛极而亡。”明末农民战争的又一杰出领袖壮烈牺牲。随行太监奔回大营，大呼“大王已被射死。”声震各营，大西军未战先丧主帅，大乱，“各营军队不击自散，各奔一方，各逃性命。”

清军八旗长于骑射。朝鲜李宗昊说：“予曾见虏人（清人）治兵之术，练整军务，惯习兵法，行阵肃然，弓镞强劲，而必使其中最亲信者侦探敌情，斥候观变。其所以战胜攻取，皆出于此。”⑭张献忠突然遇害，证明确实如此。鳌拜等乘大西军大乱之际，纵伏兵奋击。豪格至，分兵四出，攻破大西军营一百三十余处，斩首数万级，缴获骡马一万二千余匹。⑮“而满兵死伤亦众。”⑯护军统领哈宁噶被围，几乎被歼。清军乘胜追击，攻占荣昌区、隆昌市、富顺县、资阳市等处。此后大西军余部在李定国等领导下，继续抗清。

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

朝鲜朝鲜王朝李棩李棩君臣曾议论过明亡清兴的原因。朝鲜出使清廷的郑维诚说：“得见彼中（清）通报，则发政施令，皆是恤民之举，人民少无思汉（明）之心。人心之向背可叹如此。”弘光政权遣使与清议和，北上途中，有士人曹逊、金镳、孙正强往见左懋第，言报国之志。懋第感慨而言曰：“渡江以来，仅见汝等，……尔辈正不可多得。”大河以北之人不向往南明，固然有清之压力，然而，千里之行却只有“仅见”，“不可多得者数人”，亦可窥见其中人心向背之消息。这种情况，在弘光政权覆亡，清廷再颁剃发令，形势为之巨变，出现了社会各阶层掀起的抗清高潮。

顺治二年正月，爱新觉罗·多铎攻占西安市后，二月旋师河南省，奉命“即于三月初五率师南征。”其时，在河南的大顺军平南伯刘忠降清，而河南大部份尚非清所有，为巩固后方，以利南征，多铎于三月间分兵攻略南阳、开封市等地，自率清军攻取归德，“州县望风纳款。”多铎置官属、抚兵民，奏请铸给印信，以防诈伪。得旨褒奖：“王方收关陕，底定中原，勋庸茂著，朕甚嘉悦。”⑳河南局势初定，四月初五日，清军进抵距泗州（泗县）二十里列营，多铎派兵夺取淮河桥。南明守泗州总兵闻风丧胆，已焚桥遁走，清军遂于当日晚抢渡，追击逃敌。淮泗失守，江北重镇扬州市失去屏障，清军长驱直入，四天后，即四月十七日，由南明降将河南省镇总兵“许定国导北兵至扬州”。“初，公（史可法）以扬州危急，以血书寸纸，派兵代题请救，不报。檄河南诸兵赴援，亦皆不应。”㉒督师史可法只得亲自登陴与诸将分守各门。十八日，清军围城而不攻，爱新觉罗·多铎多次以书招降史可法，可法焚其书，誓死不降。二十五日，清军以红夷大炮轰城，扬州城陷落，可法不屈死。清军屠城，“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死者山积。

南明弘光政权内部腐朽，皇帝昏庸，马士英、阮大铖揽权，江北四镇跋扈不臣，不听节制，清军已至淮泗，犹互相火并。左良玉兵指南京。马士英撤北防之兵，以堵御左兵，公然曰：“宁亡于敌（清），不亡于左。㉔审定“从贼诸臣逆案”，直到南京陷落前夕，还有人上疏争论没完。

端午节日，清军进抵长江，陈兵北岸。南明镇海伯郑鸿逵率北洋水师守瓜州县。两军相峙三日，八日晚，爱新觉罗·多铎命拜尹图、图赖、阿山等，率舟师于距瓜洲十五里处的运河偷渡长江。九日黎明，清大军过江，郑鸿逵率舟师入海走福建省。镇江市为清军所占。十日，福王与马士英等出逃。十五日，清军至南京，忻城伯赵之龙率公、侯、大学士及众官跪迎多铎入城。官员将军降者二百余人，马步兵降者共二十三万八千有奇。十六日，多铎受百官朝贺，“递职名列营参谒如蚁。”百姓家设香案，黄纸书“大清国皇帝万万岁，又书‘顺民’二字粘于门。二十五，南明降将刘良佐于芜湖市俘获福王，押回南京，献俘于多铎。后来，“他被送到北京，在城墙上当众被人用弓弦勒死。”爱新觉罗·多铎令爱新觉罗·博洛、拜尹图、阿山等率军直趋杭州市，明潞王朱常淓出降。

多铎入南京，发布告示二通，一为《大清摄政叔父王晓谕江南文武官民》，一为《钦定定国大将军豫王晓谕南京官民》。有云“奉天伐罪，救民水火。”若“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扬州市）可鉴。”一方面以屠城威逼敢于抗拒者，一方面又为收揽人心，多铎前往谒朱元璋陵，行四拜礼，并命修葺陵寝；又令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南明左都御史李乔独先发易服以媚新主，多铎痛斥其为无耻；为此发布告示张贴南京四门云：“剃发一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于是，有人说：“豫王入南阳郡有六事可取；一不杀百姓，二斩抢物兵八人，三骂李乔先剃头，四放妇女万人，五建史可法祠，六修太祖陵。”㉚因之，当爱新觉罗·多铎出门前往报恩寺行香时，百姓“观者如堵”，而“清兵所过州县从风而靡，长吏罕有殉城者。”江南各州纷纷投降，即使后来抗清激烈的江阴、昆山市、苏州市等，也无不投降。多铎委署江南各级官员凡三百七十三名。

南明朱常洵被俘、潞王迎降，爱新觉罗·多尔衮以为江南大定，而李自成亦已牺牲。仅仅一年之内，可与清为敌问鼎者先后败亡。在多尔衮的心目中，从此无敢抗命者，于是再颁剃发易服令，严厉推行，以为如此便能使全国军民臣服于清。然而，事与愿违，江南形势因此而突变。

顺治二年六月初，擒获弘光帝捷音至京。十五日，多尔衮谕礼部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俟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中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该地方文武各官，皆当严行察验，已定地方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

剃发易服作为新朝制度不容非议，“若有复为此事，渎进奏章”者，同样是“杀无赦”。爱新觉罗·多尔衮又命大学士“传旨令官民尽皆剃发。”于是剃发易服作为“顺逆”的标志严厉推行，各州县奉到限期剃发的火票后，不敢怠慢，官吏“遍历村庄，细加严查”。“违旨蓄发，罪在必诛”。江南士民大愤，已降州县纷纷杀清所委派官吏起兵抗清，形成如火如荼的抗清高潮。

苏州市，顺治二年六月初四，清军至，“士民各书‘顺民’二字于门，争持羊酒迎候。迨剃发令下，时有福山副总兵鲁之玙者字瑟若，首先倡拒，乡兵四起，头缠白布。诸生陆世钥聚千余屯陈湖中。有十将官者，亦屯千余人于左近，绕城而呼，民间柴斧，妇女裙幅，皆为干戈旗帜。”义军攻入城中，焚官署，杀官员。抗清失败后，清将土国宝由盘门屠至欲马桥。

嘉兴市，六月初九日，清兵至，知府钟鼎臣以城降，“居民争粘‘顺民’二字于门。”清委署官吏谓之“南选”，“市肆安堵。”闰六月初六日，剃发令下，百姓哄至府署，镇将曰：“但剃发汝等妻子俱不保。”民怨沸腾，数日间聚众三万余，将清所委知县“磔死球场。”抗清失败后，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幸免于难者仅三百余人，其余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弥天。

松江，清兵至，“百姓已归顺”。剃发令下，乡官沈犹龙“倡义守城”，招募乡兵、市井之人拒敌。抗清失败，“杀戮最惨”，“至是果罹屠城之祸。”

著名的“江阴抗战”（“江阴城守”），也是先降后因剃发令起兵。六月二十日，清知县方亨莅任，令各属造册献于南京，“已归顺矣”。市民说“今江阴已顺，想无事矣。”不久，剃发令下，令中有云：“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众哗然，于是起乡兵，应者万计，以手巾系县令之颈拽之而杀。推阎应元为城主。清兵久攻不下；死伤从众，以致攻城时“无不流涕”。降将刘良佐百般劝降，谓南北两直，山、陕、河南、山东省等处俱已剃发，惟江阴一处违抗国令，何不顾身家性命？城中公议答书云：“江阴礼乐之邦，忠义素著。止以变革大故，随时从俗（谓随从降清），方谓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文物之旧。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是以城乡老幼誓死不从，坚持不二。”守城三月，至八月二十一日城破，犹奋力巷战，杀死敌兵甚众。清兵屠城三日，“晨出杀人，暮则归营”，封刀后，一井中捞尸二百，仅观音一寺僧死者百余人，安利桥下河长三十余丈，“尸积与桥齐”。

此外，有“嘉定三屠”，无锡、宜兴市、常熟市、吴江区、崇明区、嘉兴市、湖州市等，亦遭部分屠城。

服饰文化是一个民族历史长期形成的传统，是族别的标志之一。时人有诗云：“汉仪不复见，何日变中华。”华夏变为“夷狄”，“礼仪之邦”沦丧，被看作是自身民族存亡的危机，故江阴抗战者说：“虽经易代，尚不改衣冠之旧”，可以投降，而剃发则关乎“礼乐之邦”之存亡，因此誓死不从，坚持不二。而清廷之所以用剃发易服与否以定“顺逆”，就在于从民族心理上强迫屈服汉族之心，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然而，“彼之失人心，专在于剃发变服。”㊳人们为维护自己民族的传统，反抗民族压迫，拯救民族危亡，付出了巨大代价，一位目击当时壮烈情景的外国传教士说：“当他们（清）宣布了剃发令之后，士兵和老百姓都拿起了武器，为保卫他们的头发拼死斗争，比为皇帝和国家战斗得更英勇。”（100）风起云涌的抗清斗争，广大人民投身其中，虽“客贾僧道，咸来助战”，形成为汉族各阶层的共同行动，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主要矛盾。

农民军余部转而抗清

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抗清斗争形成为广泛的社会力量，是根植于历史长期培育起来的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因此，反抗民族压迫的剃发令，是有其爱国主义的内涵的。

爱新觉罗·多尔衮本来以为，弘光政权覆亡，南方各省可以传檄而定。他说：“金陵既已底定，其余诸省当即遣人带诏招抚。”清廷决策者认为，有皇帝的诏旨前往各省招抚，“百姓既有所属，草窃无不立解。”（101）各地将望风归顺，清军将再不会遇到严重的抵抗。抗清斗争的高涨，民族矛盾的激化，使清廷迅速统一南方地区的计划严重受挫。顺治元年五月清军入燕京，二年五月下南京、杭州市，仅一年而北方及华东为清所有，然而，统一南方、尤其是西南，却长达十七年，直到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永历被俘死于昆明市，才统一中国大陆。江南太湖的抗清斗争是在康熙初，大顺军余部领导的川东十三家坚持抗清直到康熙三年（1664年），才最后失败。郑成功抗清东南海上，康熙帝二十二年（1683年）台湾郑克塽才投降。

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军十五年，之所以能坚持如此长久，是由于农民军余部联明抗清。大顺军余部是在先降清而后转为联明抗清，这一转变的关键便是剃发令。

福王被俘，闰六月二十七，郑鸿逵、黄道周等拥立朱聿鐭朱聿键即帝位于福州市，改元隆武元年（顺治二年）。同日，张国维、朱大典、方国安等拥戴鲁王朱以海监国浙东地区。隆武帝与鲁王两不相容。是年二月底，武昌左良玉以“清君侧”东下时，明巡抚湖广的何腾蛟被裹挟同行，后间道入湖南省。隆武帝授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督师湖南。何腾蛟荐堵胤锡任湖广巡抚。五月，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群龙无首，刘体纯、郝永忠、袁宗第、刘芳亮、田见秀、吴汝义、党守素、蔺养成、张鼐等，各率所部驻军于荆襄、湘北一带。李自成从西安市撤退时，驻守陕北榆林一线的大顺军大将高一功、李过，未能随李自成撤退。清军攻占西安，高一功、李过取道四川省沿长江达到荆襄地区。九月，郝摇旗等率军进至湖南湘阳、浏阳一线。何腾蛟遣长沙市知府周二南等出城阻击，农民军大败官军，“杀伤无算”，周二南阵亡。何腾蛟准备死守长沙，然农民军并未乘胜攻取。

在农民军与何腾蛟于九月间战斗的前后，大顺军各主要将领都与清总督八省军务、统属文武的佟养和进行谈判，有受招抚之意。八月二十二日，田见秀在其“投清”的禀文中说：“具禀田见秀，倾耳天恩，仁威远布，向化之心已非一日。今见王（王允成）、马（马进忠）二镇蒙谕招抚各营，秀敢不谨遵。”八月十七日，郝永忠的禀文称：“前承礼谕，即差官修候，并讨地方。”表示“倘立功，稍酬尊台之德。”于是有九月与何腾蛟之战。吴汝义云：“具禀吴汝义，伏承仁德，遐迩具（俱）瞻。率士归服，咸往争先。初念汝义沐覆畴天，敢不倾心。

近见王、马二镇遍宣圣意，各营乐从。”据佟养和奏报，自顺治帝二年闰六月至七月，光伯刘体纯、泽侯田见秀、总兵郝摇旗等各部先后差官到佟养和处“投顺”，向清政府报明所部马步兵人数，清政府分别给予官职札付，赏赉银两。佟养和、朱招抚农民军“侯四员、伯二员、总兵二员、副将三员、官兵二十二万四千五千五十名。”佟养和将田见秀等分别安置于荆州市和长江以南，但大顺军“各侯伯为剃头迟回观望。”农民军各部提出的条件是：不剃发、部队不改编、给地安插。其时，与李自成誓同生死、被清廷称为“闯孽”的一只虎李过（李过，自成之侄）与高一功所部“态度迥异”，佟养和多次遣人招抚，均遭拒绝。梅勒章京屯代六次派人前往，“人信不还。”（时李过、高一功部驻荆州、当阳市间。十一月，李过在“伊母（自成妻慧贤皇贵妃）再三劝谕下”，也投札到省，似有归顺之意。”李过提出的条件仍然是：“不肯剃发”，由其所部，“指取湖南省”，“并请旨封爵。”至此，大顺军各部均已与清方接洽，准备“归顺”。

大顺军各部与清方谈判前后半年有余，由于清方坚持民族压迫的剃发令，谈判终于破裂。梅勒章京屯代谕李过曰：“我朝新制，为臣子能遵奉顺从，方见归顺之诚。”李过等断然不肯剃发，而清方则寸步不让。佟养和谕令：“如（刘）体纯真诚投顺，我清朝制度以剃头为一统，倘不然而不剃，是溷（溷，乱也）也。”“若能剃头，当即允抚。”大顺军杀清方来使，“不遵剃发，咫尺判为二民”，“语殊无状，不堪上闻。”举兵抗清。清镇守湖广荆州市府总兵官郑四维，巡抚何鸣銮奏报说：“一只虎（李过）复叛于荆（荆州）、承（承天）”，“以不剃发为名，号召叛党，聚众亡命。”李过等拥众数十万，因剃发令缘故，终于由有降清之意转而联合南明何腾蛟、堵胤锡，“冲突荆、襄、辰、常之间，兵力甚盛。”清总督佟养和战败，以致“督臣佟养和、抚臣何鸣銮，殚心竭力，无不顾此失彼之虞，日望大兵如饥渴。”又一次掀起抗清高潮，而清廷“招服八省官民”的原订计划也随之大坏。

高一功、李过率部与堵胤锡联合，所部大顺军改称“忠贞营”。朱聿键赐高一功名必正，封伯爵；赐李过名赤心，封侯爵。郝永忠与袁宗第、蔺养成、王进才等与何腾蛟联合，拥兵十余万，“雄据湖南省。”隆武朝郝摇旗名郝永忠。隆武二年（顺治三年，1646年）八月，隆武帝在长汀古城遇难。明桂藩永明王朱由榔即帝位于肇庆市，改元永历。农民军各部奉永历为正朔。

顺治三年（1646年）三月，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在李定国、孙可望、刘文秀、白文选、艾能奇等领导下，向滇、黔转移，翌年攻占昆明市，以云南省、贵州省为基地抗清。永历三年（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李定国，孙可望等与南明永历政权达成协议，“挈滇、黔、蜀，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会同诸将“共伸扶明抗清之约”。从此，清军在湖广及西南遇到了以农民军为主力的坚决抵抗，其间经历了多次血战，清军损失惨重，数月间曾两蹶名王，皆死于大西军名将李定国之手。顺治九年（永历六年，1652年）宝庆战役，清军死伤被俘五千余人，其中总兵以下官员三十余人。李定国乘胜趋桂林市，清定南王孔有德战败，自焚死。十一月，清廷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率三贝勒、八固山额真（都统），共十五万精锐入湖南省。李定国列营衡州府蒸水迎敌。十一月二十九日，两军接战，自下午鏖战至次日黎明，凡数十合，阵杀清军数千，尼堪战死。定国军亦有颇大伤亡。尼堪素以骁勇敢战著称，临敌时，冠七宝金兜牟，揭金顶，以绣有两龙相交大旗为先导，率铁骑冲锋陷阵，被大西军斩于阵。

顺治十八年（1661年）底，清兵兵临缅甸，两年多（顺治十六年初，永历十三年）以前退入缅甸的永历帝，被缅人俘献吴三桂。康熙帝元年（1662年）四月八日被缢于昆明蓖子坡。在勐腊的李定国闻讯，仰天大恸，旋卒。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政权覆亡。

西南抗清失败，大顺军刘体纯、李来亨等在夔东坚持抗清。刘体纯坚持拒剃发联明抗清，先后转战于荆襄、湖南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四川酉阳。永历四年（顺治七年，1650年）进入夔东地区，活动于川鄂交界的长江两岸山区。李来亨是李过养子。李过、高一功死后，忠贞营由李来亨率领。刘体纯开创夔东抗清基地后，李来亨、袁宗第、郝永忠、党守素、塔天宝、马腾云等先后来到，与汉中市撤来的贺珍、以及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等，各率所部据险抗清，称为川东十三家。康熙元年起，清廷调集四川省、湖广、陕西省数万兵力分路进剿，又调京师八旗劲旅参战，至康熙二年底（1663年），刘体纯兵败自杀，郝摇旗、袁宗第被俘牺牲，各部先后失败，只有李来亨孤军坚守茅麓山区。清军以二十万兵力分三路包围，李来亨率部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悬殊未能打破包围。康熙三年（1664年）八月初五日，李来亨下令焚毁山寨，自杀。大顺军坚持抗清二十年终于失败。

李来亨壮烈抗清使满洲贵族胆落。爱新觉罗·颙琰时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说：“今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则当日之形势可知矣。”

最后一个提出“不剃发”作为投降条件之一的是在台湾抗清的郑氏，这已是康熙二十年以后的事。清廷厉行民族压迫的剃发令，大大延缓了统一全国的过程。以上概述了清军入关和清统一的历史过程。综而论之，明清松锦决战后，清军未及时入关，非不愿也。实因力量不足，故曾一度希望与大顺农民军联合亡明。甲申之变，李自成进京，明朝覆亡。明之亡固然是大顺军的辉煌胜利，更重要的是明朝的腐朽导致“中夏鱼溃”，所谓“天不祚明，不在于震惊九庙，闯逆犯顺之秋，而萌于惨戮多贤，珰党煽虐之际。”于是清军乘之。吴三桂始降李自成以后又叛降清军，是李自成入京后旋即撤退的根本原因。因此，清军入关是多种政治军事力量相互作用，激烈冲突的结果。

明亡，天下分裂。定鼎燕京的清朝，与大顺、大西、南明四个政权同时并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清决策者之间因之有进而统一全国与退保沈阳市、山海关之争。爱新觉罗·多尔衮决意进取，统一全国，但就入关之初清所占据的地区大小、人力、物力、财力而言，恐不如南明弘光政权，而南明、大顺、大西各拥兵数十万，清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但清军终于能先后各个击败对手，是由于多尔衮标榜“仁义之师”，“有救中国之心”，又以“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薄海同仇”，把矛头引向农民，于是明之官吏、将军大批降清，已降李自成者也纷纷反水，华北很快平定，也导致了李自成的失败。大西军之失败则是因张献忠麻痹轻敌。一战而溃，是役也使人看到清军训练有素，侦探奔袭，长于野战的强大战斗力。在这一时期，南明弘光政权也因“先国仇之大”，幻想联合清军西讨农民军，堕入清廷次第消灭敌对势力的政治军事谋略之中。多铎下江南，弘光政权覆灭，各城纷纷投降。自顺治帝元年五月至二年五月，清军统一全国进展顺利，既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政治谋略的胜利。

形势的逆转是在顺治二年六月以后。爱新觉罗·多尔衮以为弘光政权已亡，李自成又已牺牲，能与清抗衡者均已败亡，大局已定，无人再敢“梗化”，于是再颁剃发易服令，严厉推行以臣服汉族之民心，民族矛盾因而急剧上升，江南民俗浴血抗清；大顺军遗部亦因剃发令由有“降清”之意转而联合南明永历政权抗清，掀起了一次又一次抗清高潮，故曰“彼之失人心，全在剃发易服。”清廷迅速统一全国的计划受挫，又经过了十多年的战争，至顺治十八年才基本统一大陆，而川东十三家抗清的最后失败则是在康熙三年。

南明政权

甲申年（1644年）明朝北方中央政权覆灭后，广大的南方依然在明朝有效的控制之下，并且保有可观的经济、政治资源与军事力量。国变之后，南阳郡聚集的大臣为了新君人选的定策展开斗争，始于朝堂，终于武力。定策的具体过程十分复杂，对弘光朝乃至南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甲申年（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占北京，崇祯自缢殉国，标志着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与此同时，明朝宗室在南方建立了一系列政权，史称南明政权。甲申之变后，明朝控制的地区还有南直隶、浙闽、湖广、两广、云贵高原，整个南方除四川省外还都在明朝旗帜下。南京亦有着一套完整的中央机构，且是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整个南方不至成一盘散沙。

政治经济

明末农民战争以来，江南受兵祸较少，经济依然富庶，且由于明朝统治在北方的覆灭，耗资巨大的漕运自然停止，这使得江南的经济负担减轻了不少。所以从经济上来说，江南足以立国，也足以支撑起一个志在统一之地。

从政治上来说，明朝在北方虽然覆亡了，但在南方依然有着强大的号召力。17世纪的中国南部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士绅社会，地方士绅享受着王朝授予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拥有很大话语权，关心并积极参与政治，充当着政府与百姓的桥梁和纽带，对朝廷百姓影响很大，构成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深受理学影响，强调华夷之辨和正统观念。在传统儒家思想看来明朝无疑是正统，南方士绅阶层会予以支持拥护。

当然，此时经济政治方面的危机也是巨大的，中央政府被一网打尽对于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是毁灭性的，绝对的权威一旦消失，再次重建就比较困难。且崇祯一朝军费暴增，国库空虚，即便在江南富甲天下之地，真正富有的也只是士绅与地主罢了。

军事状况

在江北两淮一带，原有总兵黄得功的军队；从北方逃来的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三支军队也驻扎于此，总计十余万人。黄、高、刘三位武将都具有一定军事实力，其中又以黄、高兵力战力较强。

福建省则有大名鼎鼎的郑芝龙，郑氏有着一支强大的北洋水师，曾纵横海上，被朝廷招安后逐渐控制了福建军政大权，成为地方实力派。

云南省有黔国公沐天波，沐氏被封黔国公，世镇云南，与国同休，主要是对付土司的反叛以及缅甸等国的入侵，保持有一定的武备。

湖广地区的平贼将军左良玉麾下更是兵马众多，是此时明军兵力最盛者。左氏与农民军作战多年，骁勇善战，曾多次击败农民军。可随着农民军的不断壮大，左氏常遭败绩，在后期逐渐以保存实力为主，不听号令，不断招揽溃兵、盗贼，人马增至二十余万。但其部军纪涣散，多为乌合之众。

此时明朝的军事力量主要为上述这些，从数量上看有统一天下的实力，但可战之兵，善战之将稀缺，力量分散在各地，彼此之间钩心斗角，很难团结，有军阀化的倾向，若中央政权不加以有效整合，很难抵抗农民军或是清军，更不用谈北伐恢复统治了。

定策纷争

明朝实行两京制，以南京为留都，并在南京留下一套与北京平行的中央机构，五府六部都察院一应俱全，因此南京依然是全国第二大政治中心，是王朝统治南方的枢纽。从客观上而言，一旦北方有难，皇帝南迁，马上就可以在南阳郡重建中央，效仿晋、宋故事，保东南半壁江山以存社稷。故而，甲申之变后，南都一跃成为明朝的政治中心。

（一）南都的政治势力

此时南都大体有三股势力：一是以南京守备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为代表的勋臣集团。他们多是开国功臣的后代，地位尊贵但一直没有实权。崇祯末年，由于思宗逐渐不信任文臣，在一些地方给予勋臣实权，使得勋臣势力有抬头的迹象。

二是以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为代表的太监势力。守备太监主要负责陵寝，维护宫庙，兼管守备军务。由于守备太监都是从京师派来的天子近臣，其权重。不过韩赞周是崇祯十六年年底被派到南京的，根基浅薄，使得在南京的太监势力在定策中发挥的作用有限。

三是以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为代表的文官势力。南阳郡的文官以东林党人居多，如户部尚书高宏图、工部尚书程注、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署翰林院少詹事姜曰广等人。文官集团人数众多，声望影响大，不过在乱世中缺乏实权。史可法是南京兵部尚书，但他能控制的军队之少又少，兵权在统兵武将手中。且文官内部矛盾重重，派别不一，不能完全团结。

（二）新君人选之争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自缢，太子及永、定二王被俘。四月初一，史可法与南阳郡诸臣奉诏誓师勤王，十二日，京师凶闻至南京，诸臣为先帝发丧。南京已经成为明朝的中心，议立新君就是接下来南都诸臣的第一要务。

甲申之变中，思宗三子被俘，后下落不明，使得光宗绝嗣，新君只能从朱翊钧后代择选。赵顼亲孙在世的主要有皇三子朱常洵之子福王弘光帝，皇六子惠王朱常润，皇七子朱常瀛朱常瀛。不过国变之时，应当择近处亲王为宜，早定大位安抚人心。惠王、桂王远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距南都千里之遥，道远难至，“太子、永定二王既陷贼中，以序则在神宗之后，而瑞、桂、惠地远”。福王、周王、潞王、崇王自北方南逃，此时都在淮安市。福王伦序最亲，按照明代宗法制度，立福王并无疑义。

但是东林党人与福王有旧怨。万历时，神宗想立宠妃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东林党人强烈反对，与赵顼抗争了十几年，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就深深地得罪了福王。“先帝凶闻至南京，诸大臣缟衣发丧，议立君。而福王由崧、潞王常淓俱避贼至淮安，伦序当属福王。诸大臣虑福王立，或追怨妖书、梃击等案；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阴主之者，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持其议者兵部侍郎吕大器，而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皆然之。前山东按察司佥事雷演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往来游说；乃言：‘福王，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常涝赵顼侄也，贤明当立’。移牒史可法，可法亦以为然。”若事情不出现转折，以朝中东林党人的绝对优势，潞王就可能登基为新君。

（三）福王嗣位

事情转机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诸史中对此记载不一。“时英督庐凤、凤，独以为不可，密与操江诚意伯刘孔昭，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结，而公致书于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言伦序亲贤，无如弘光帝。可法意未决。及廷臣集议，吏科给事中李沾探士英指，面折大器。士英亦自庐、凤拥兵迎福王至江上，诸大臣乃不敢言。王之立，士英力也。”“逆案阮大铖久住南都，线索在手，遂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县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欲使事出于己而后可以为功。乃使其私人杨文骢，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文骢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骢入见，启以士英援立之意。”“福王惧不得立，以书召高杰、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拥兵协戴。刘泽清始附潞议，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四镇遂与马士英歃血定盟。史可法知事决，将具舟启迎，而钱谦益、吕大器、雷演祚犹呶呶也。”“至是大铖与士英谋立弘光帝，以福王与东林有隙，福王立，东林必逐，如此逆案可毁、己可出也。兵部尚书史可法、詹事府正詹事姜曰广、兵部右侍郎吕大器遗书士英，言福王有失德，无人君之度，不可立。是时士英兵权在握，与大将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深相结，诸将皆愿立福王，如士英启，吏科给事中李沾复从中主其议，于是以福王告庙。”

由于清朝对南明的历史比较忌讳，南明具体的史事大多只能见于民间私人著述中，缺乏权威性。综合以上说法，大概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断：若潞王得立，则定策功在东林，与马士英无干，马自然是不太乐意的。与马亲近的阮大铖与凤阳守备太监卢九德劝他拥戴福王，既符合伦序大义，又可独占拥立之功。福王也主动联系马士英、高杰等人，予以许诺。史可法的回书马士英此时已收到，信中基本上都是对福王的指责，“七不可”也在其中，马士英决心拥戴福王，史可法的反对既可以衬托其功劳，日后也可以借机要挟史可法。

马士英与高杰等各镇将领带兵护送福王去南阳郡即位，陈兵江北，大张声势。南都朝臣大惊，召开朝会议对策，在外部压力下朝臣们同意拥立福王。最后在朝堂起草文书时，掌管礼、兵二部大印的吕大器仍然不肯下笔，不过此时的抗争已经毫无意义。“独沽历阶而上，面折大器云：‘今日之事！论典礼则礼莫重于尊君，论典兵则兵莫先于卫主，倘有异议者，即以一死殉之。’”才最终走完程序，以福王告聂氏宗祠，将新君人选确定下来。

定策的影响

甲申之变后的明朝定策过程实在是糟糕之极，各种势力怀着私心参与到决策之中，少有人以王朝兴废乃至天下苍生为念。南阳郡的定策不仅未能将南方的各势力团结在一起，反而激化了内部的矛盾。

（一）党争再起

安宗继位后，马士英入阁，史可法虽为阁臣，但处处遭排挤，还不时被马士英以及勋臣们打压，在朝中处境艰难。于是，史可法被迫自请赴江北督师，远离朝廷中枢，试图整顿江北防务。马士英援引所亲近的“钦定逆案”阉党余孽阮大铖为兵部尚书，既对东林人士挟私报复，极力迫害。而安宗则因为东林人士起初不拥立自己，对阮的行为并没有过多约束。

于是极具内耗的党争在明廷内再次兴起了，党争的危害是全面性的。吕大器、高宏图、姜曰广等一系列东林党人纷纷被罢免，而代之以亲附之人。许多士人慨叹：“南阳郡之事不可为也！”被打压的部分东林党人心怀不满，借着“童妃案”“北来太子案”，在幕后兴风作浪、制造舆论，质疑安宗的真假以及安宗地位的合法性，使得弘光朝廷大失民心。马、阮更是加紧了对反对派的打压，党争愈演烈，严重损害了朝廷的形象及内部凝聚力。湖广的左良玉一向与东林党人交好，阮大铖将其视为眼中钉，而左良玉则依仗着自己强大的军火，专横跋扈，也不把弘光朝廷放在眼里，双方势同水火，矛盾不断激化。

（二）君权萎靡

东林党人因私怨不以伦序议立新君，定策过程中不乏私心。东林党人在万历朝极力维护皇长子朱常洛，大争“国本”，所坚持的不就是封建宗法伦理这个道德准则。南阳郡定策时他们却抛弃了自己当初所坚持的原则，从私心出发拥立新君，这就开了一个恶例。福王能被拥立靠的不是宗法伦序，而是马士英的武力。伦理纲常遭到无情的践踏，皇帝威严不再，明代君权自此不复振，受制于权臣。

日后南方各地督抚把拥立当成挟天子以令诸侯，将皇帝当傀儡摆布，为自己争取利益。故在东林党提出立潞王后，有识之士慨叹道：“祸从此始矣！神宗四十八年，德泽犹系人心，岂可舍其孙而立其侄？况应立者不立，则谁不可立？万一左良玉扶楚、郑芝龙扶益，各挟天子以令诸侯，谁禁之者？且潞王即立，置福王何地？死之耶？抑幽之耶？是动天下之兵也。”

（三）武将跋扈

高杰、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四将的兵力在立安宗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事后都被封以侯伯之爵，甚至裂土分封，复古藩镇之制，以江北地尽封四人，号称四镇。四镇自有拥立之功，骄奢淫逸，干涉朝政，索要钱粮，劫掠百姓，动辄为私利互动刀兵，开了南渡之后武人骄扈干政的恶例。“四镇惟黄得功忠勇奉朝命，而余皆骄悍，不可法度使。”\（^{[11]}\）武人乘着天下动荡的时机拥兵自重，承平时以文制武的方针被破坏，军队军阀化、私兵化。

定策的参与人员包括南阳郡群臣以及马士英、高杰等在江淮的将领，上文提到的兵力最盛但远在湖广的左良玉却未能参与。安宗继位后给左良玉加官晋爵，试图安抚之，不过很难消解左的不满之情。随着清算东林党的进行，左良玉被当作东林党的最大外援而被朝廷防范，彼此的隔阂不断拉大。左良玉部下劝他起兵东下，“诸将汹汹，以江南自立君，请引兵东下。良玉恸哭，誓不许。副将士秀奋曰：‘有不奉公令复言东下者，吾击之！’以巨舰置砲断江，众乃定”。次年，清兵追逐着农民军逼近湖广，左良玉自知不敌，以保护所谓的“北来太子”为名兵发下游，逃离湖广，直趋南京，加速了弘光政权的灭亡。

定策之争虽然在安宗即位后结束了，但它产生的影响延及弘光一朝乃至整个南明，关乎王朝的稳定与安危。弘光朝速亡的原因以及隆武、永历时的许多现象也可在此找到苗头与开端。明朝中兴大业最终无望，哪怕是效法晋、宋故事也难以遂愿。弘光朝之后隆武、永历两朝的存在，更像是一个近三百年的王朝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前痛苦而无奈的挣扎。

历史影响

明朝灭亡源于朝堂腐朽、党争不断、财政崩坏、天灾频发，在内地农民起义与关外清军的内外夹击下覆灭；清军入关并非单凭八旗武力取胜，是明廷、大顺、大西、南明多方势力矛盾交织、互相消耗的结果。爱新觉罗·多尔衮高明的政治谋略（借剿寇收揽北方民心）是清朝顺利入主中原的关键，而贸然二次推行剃发令则激化民族矛盾，催生连绵数十年的全民抗清运动。

甲申之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它结束了明朝长达两百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以汉族为主的政权，开启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时期。

后世借鉴

1943年3月，中国国民党以蒋介石的名义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其中说道，明朝之所以灭亡，是因为明末“党派倾轧”和“流寇横行”，以此影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组织文章反击。

1944年，正好是清军入关、明朝灭亡300周年。南方局约请郭沫若等人撰写反击文章。郭沫若认真搜集资料，写出了近两万字的《甲申三百年祭》。3月10日，文稿交董必武审阅。董必武极为赞赏，指示《新华日报》全文发表。3月19日至22日，《新华日报》在《新华副刊》上连载《甲申三百年祭》全文。

文章剖析了明朝灭亡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因为明王朝统治的极端专制和腐败，又遇上所谓的“流寇”和“外族”的侵略，最终导致明朝的灭亡。灭亡的主因是明朝王室政治的腐败。文章还以较多笔墨总结了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后，把明朝的专制与腐败接受过来，争权夺利，腐化堕落，很快自陷绝境，使刚建立几十天的大顺王朝彻底垮台的教训。文章触动了中国国民党的神经。两天之后，《中央日报》发表社论，指责郭沫若文章鼓吹战败主义和亡国思想，组织进行围攻。

由于郭沫若的文章揭示了明末李自成起义由盛转亡的历史教训，对中国共产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毛泽东连连称赞是好文章。中共中央将其列为全党整风学习的材料。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对延安市高级干部的讲话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4月18日、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甲申三百年祭》并加长篇按语。6月7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联合发出学习《甲申三百年祭》的通知，并印成单行本下发各单位学习。

8月下旬，郭沫若致信毛泽东、周恩来等，感谢对自己的鼓励和鞭策。11月21日，毛泽东复信郭沫若，再次强调：“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到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的前途问题更加紧迫。哪个政党能够肩负起领导中国走向光明的责任？哪个政党能够正确地掌握权力而不被权力腐蚀？不同的政党都在考虑，不同的人们都在关注。

1945年7月1日至4日，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到延安市访问。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的几天交谈中，问到黄炎培访问的感想。黄炎培随即作了一番颇具历史意义的回答。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

为何呢？黄炎培概括：“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

“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

那么延安市呢？黄炎培约略概括了自己的观感：“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后，自信地回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段对话早已广为人知。有人称它为“延安窑洞对”。在我看来，称其为“天问”更为确切。因为这个问题太大、太深刻了。既是苍天在问，又是直问苍天。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大视野、大智慧、大思路、大战略。

中国共产党在即将取得全国政权之时，及时向自己提出了警示。

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作出了防止腐蚀和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禁止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做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禁止歌功颂德现象。毛泽东的这一告诫和全会作出的规定，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经受权力的考验敲响了警钟。

100年来，尤其是执政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思考和回答这个“天问”，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韧劲，书写了巩固长期执政的篇章。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重提历史周期率问题，向全党作出了新的警示。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经常讲到历史周期率问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宗旨同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军有着本质区别，不可简单类比，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承平时期严以治吏、防腐戒奢不容易，重大变革关头顺乎潮流、顺应民心不容易。”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提起历史周期率问题。如何避免这个周期率，仍然是一个严重的、现实的问题。我们要继续努力，以更大的智慧作出更好的回答。